最大的放权就是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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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5-06 06:30:25

珠海市高新区一角。张帆摄

丽珠集团引进的“千人计划”专家傅道田(右二)和广东省领军人才彭育才(左二)在实验室里。张帆摄

光纤传感领域著名科学家崔洪亮来到珠海创业。张帆摄

编者按 近日出台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政策法律体系和社会环境”。2013年7月26日,广东省珠海市率先推出《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成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以来唯一的地方性人才法规。珠海实践证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简政放权。而最大的放权就是立法。有了法律,用人单位才可以不求政府。

■ 对接国际标准

2015年7月,珠海诺贝尔国际生物医药研究院落户珠海高新区大洲科技园。该研究院的带头人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黄子为,核心成员阿龙·切阿诺沃博士和阿达·约纳特博士分别是2004年与200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们来到珠海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专门的人才法。”

珠海毗邻港澳,是国内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之一,得益于特殊的区位和政策优势,一直以来都是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近年来,随着选择在珠海工作生活的海内外高端人才不断增多,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等环节逐渐暴露出国(境)内外思想认识、法律环境和惯例规则等方面的分歧,制约了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2013年,珠海市委组织部、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联合研究起草了《珠海经济特区人才开发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加快人才工作立法,对接国际通行标准制定实施能够有效衔接国(境)内外人才工作标准的法规,是进一步推进珠海跨区跨国(境)人才交流合作现实而紧迫的需要。”珠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曾祥华说。

近年来,全国各地求贤若渴,各级各类引才项目遍地开花,掀起引才热潮甚至是引才竞赛。很多地方引才的着力点局限在给票子、给房子、拼待遇上。“奖励竞赛”之下,各地普遍遭遇引才成本上升、引才成效下降的困局。“珠海运用特区立法权,既能做到人才队伍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有利于更好地用战略思维谋划人才工作、用科学制度保障人才工作。”《条例》起草组组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说。

2013年8月7日,光明日报以《“最好的人才环境是法治环境”》为题对珠海试水人才立法进行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当年11月,来自德国的海归创业团队——崔岩、郑宽等人决定落户珠海创业,注册成立了四维立体科技公司。崔岩带来的专利技术能自动并快速生成现实物体的高品质三维数据,可结合3D打印技术、数控机床等加工技术,对现实物体外形实体进行快速的复制,填补了中国空白。崔岩说:“当时珠海市人社局的领导就是拿着一份《光明日报》,对我们介绍珠海的独特优势——最好的人才环境是法治环境。”

“珠海是经济特区,有先行先试的基础。此次人才立法,将使珠海的人才开发工作在全国率先沿着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前进,打造特区人才发展新优势。”亲自把崔岩招来创业的珠海市人社局局长李伟辉介绍,改革开放以来,珠海市先后制定出台了重奖科技人才、支持技术入股、促进科技创新等系列政策法规,为人才立法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现实基础。

“《条例》坚持创新先行,结合了珠海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已将行之有效的人才实践经验上升到法规层面。”吴江说,“有利于在珠海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增创特区发展新优势,并为广东乃至国家的人才法制建设积累经验。”

“某人想到某地创新、创业,在发达国家不用找政府,找工作、办公司、报税、入籍、福利等法律都有规定,按条文去申办即可。但在中国很多地方,就必须要找政府,这个人能办成换个人可能办不成,今年成明年可能不成。”吴江指出,“珠海实施《条例》近三年来的最大效果,就是用国际通行的方式引进人才、使用人才。一切遵循法律,就不需要那么多人脉,也不需要那么多关系,‘人人皆可成才’才有了现实基础。”

■ 有法和没法,确实不一样

“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条例》的起草、制定工作,又负责推进《条例》实施,有法和没法,确实不一样。”李伟辉这样告诉记者。

“最明显的变化是,人才工作由情理上的‘应该’变成了法理上的‘必须’。”李伟辉说,一直以来,谁都说爱人才,都能说上一二三四五。但是,没有硬规矩,工作就难以推进。而且,人才工作牵涉诸多方面,只要一个环节卡壳,就寸步难行,让很多“爱才”之人无奈成了好龙的“叶公”,而不是说到做到、吐哺迎才的“周公”。

“现在,我们有了立法,各部门单位都必须做好人才工作。否则,就违犯了法律,问题就大了。”李伟辉介绍,《条例》规定每年人才投入不低于公共预算支出的1%的硬指标。几年下来,这一项已成为全市各人才工作部门必须狠抓落实的硬任务,形成了人才投入的刚性约束、人才开发的法定职责。条例实施两年多来,珠海市人才投入累计已超过10亿元,比2010—2012年增长近6倍。

“今年前两个月未能尽快支出人才专项经费,接下来我们就必须想办法简化流程提高效率,保证人才经费快速用好。”李伟辉说。

《条例》出台后,人才来珠海创新创业明显增多。立法前,珠海只有3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立法两年后即到2015年年底已有30名。他们都是科技领军人才,在嫦娥三号奔月、卫星精准定位和导航、光纤传感、通用飞机产业、无人船产业化、生物医药和先进装备制造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更可喜的是,今年前两个月又有10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来创业,还在加速增长。

“我们越来越忙,忙得不亦乐乎。”李伟辉介绍,人才入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住房甚至就医康复等工作非常烦琐,需要21个相关部门联动起来。“因为立法明确了各级各部门的职责,协调起来也不困难,该落实的就落实。”他说。

这几年里,珠海市还依法制定形成“1+8”等人才政策体系,大力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共引进高层次人才、青年优秀人才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雷军、傅道田、漆一宏等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科学家、企业家。

曾祥华表示:“《条例》实施近三年来,珠海在人才培育与引进、人才评价与流动、人才保障与激励、人才开发区域合作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人才资源总量实现新的增长,营造了良好人才发展法治环境,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 企业和人才最欢迎

“人才立法是珠海的一大特色。说到做到,这会让来珠海寻求发展的人才放心很多。再加上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和横琴新区的特殊政策,这里就是一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地方,人才愿意跑到这儿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有所作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珠海任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崔洪亮这样说。

如今,法治环境已经成为珠海的一张引才名片。很多海外人才,就是冲着这里是国内唯一的有人才法的城市而决定来这里创新创业。

法治环境不仅给高端人才提供了有保障的创新创业环境,也给技能人才打开了一片开阔的天空。

凭着紧缺人才的身份,中专毕业的王灿入户珠海。作为一名血液净化树脂处理员,他的幸运得益于珠海市人才立法。

《条例》允许珠海的企业自行评定职称,并按积分制为人才办理落户。王灿就职的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依法开发出一个全新的工种——血液净化树脂处理员,得到珠海市人社局认可。这个工种因人员少、专业性强,可以享受珠海市关于紧缺人才的各种政策。

“《条例》推行过程中,企业和人才的积极性都很高。”珠海市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陈萍说,因为有了法律,各企业用人主体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吴江介绍,总体看来,《条例》基本解决了人才工作的三个难点:

一是将人才开发工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有助于提高人才开发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是明确了政府和用人单位的责任,同时对行业协会、商会、人才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人才开发职责也进行了界定;

三是明确了珠海产业发展重点对人才引进的需求。重点培养五类实用人才,重点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这些规定符合珠海人才引进的实际需要,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珠海是创业型城市,民营企业众多,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广阔,《条例》打通了高层次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流动通道,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也能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我们现有的体制基本上还是政府在做人才工作,市场对资源分配的主导作用还没发挥。”吴江说,“如果都是体制内就不需要法律,政府包揽天下就不需要法律。但要发动社会力量去做,就要有法律提供边界线。”

“企业比别人更愿意使用真正的人才。”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指出,“企业自己给人才评职称,比政府评的要严格多了。论文、学历、年龄都不是障碍,一切以是否能作出实际的贡献、创造出实际的价值为标准。”

作为全球最大的空调企业,格力电器评定技术和研发人员的标准比普通行业标准要严格得多。42岁的中央空调压力容器焊工贺少华,曾两次入选珠海市技术能手,每年为企业创造利润百万元以上。凭着企业的认定,按照《条例》规定,他得以顺利入户珠海。

格力电器人力资源部部长王丽琴介绍,公司认定的200多名技能人才中,很多人都已年近半百且没有学历,考不了证,也超了龄,但按《条例》给出的政策,都有了入户珠海的资格。

“《条例》在人才工作的重要一点上破了冰——实现了从政府单打独斗到全社会参与。”吴江指出,从人才政策创新到法律规范出台,最大的变化是让基层去做人才工作。“如果基层都听政府的,是没有积极性的,企业没有积极性,人才的积极性也就无从谈起。”

■ “现在办事不用求人了”

“反正现在办事不用求人了。”王丽琴说,现在企业招人才是有底气的,房屋补贴、项目资金、奖励经费等针对不同人才的支持政策都有法律保障,只要招来了人才,政府自然会兑现。“特别是在拔尖人才的吸引、稳定上,过去老是要一事一议地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请领导出面协调、支持,现在都是按照公开透明的规定来执行,很少打报告、找领导了。”

吴江指出:“珠海实践证明,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最重要的是简政放权。而最大的放权就是立法。有了法律,用人单位才可以不求政府。”

“引进人才时,先行许诺巨额奖金、免费住房等,虽然显得政府很有钱、对人才很重视,却很可能造成管理、考核、后续激励等环节的难题。”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沈荣华表示,“一旦承诺不能持续兑现,也将会严重损害地方政府的诚信形象。”

“要用高端人才喜欢的方式与他们对话。现在很多地方提出一把手抓第一资源,以显示对人才的重视,殊不知很多科研人员最怕见领导,而且领导们的承诺也不见得都能落到实处。”吴江强调,“在珠海,只要答应的就必须兑现。资助、奖励最多可能达1亿元,兑现不了,政府就是违法,人才就可以起诉政府。”

以往,各地竞相推出各种人才优惠政策,但因为政策主要是国家机关里的红头文件,百姓知晓率低,加之灵活性较大,而且没有强制力,在很多地方,政策机制引领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此外,人才政策解释权归政府,也造成了人才在政府面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

《条例》可以促进政府提供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人才公共服务,也有利于构建优质的法治软环境。“法律颁布,会迅速被百姓知晓,在全社会有效,约束力强,最关键是直接约束了党政领导的裁量权。”吴江说,“以人才为主体来立法,政府与人才不再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权利义务关系。人才可以用法律来维权。”

在法治的环境下,企业对高端人才也有底气。一位在珠海创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被其他城市以重金相邀,但他根本没想走。原因就在于,珠海有人才法。这位专家说:“我们签订了协议,受法律约束,我就不能走。”

启示:“叶公”如何变“周公”

进入法治轨道后,人才发展在珠海变成一个社会行为。人才工作从政府单打独斗转变为整个社会参与其中。

珠海用实践证明,最稳定的引才用才机制是用法律抓第一资源。近几年,我们总说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优势是比较出来的。珠海与港澳比起来,以前主要在于港澳有法,珠海没有。在香港,优秀人才不用求人就能在那里发展,就是因为那里有法律。由此可见,人才制度优势,首先是法制优势。

法治环境才是英才辈出的沃土。以前,各级政府一提抓人才工作,20多个部门都有政策资源,每个部门的政策资源都为己所用,无法整合。比如,教育局不下文,学校就不能自己招人才,组织部门想推动也没用。现在有了法,珠海各高校才可以自主吸引人才,简政放权才能变成现实。

如今在珠海,人才工作由情理上的“应该”变成了法理上的“必须”,用人方坦然成为吐哺迎才的“周公”,再也不用做所谓好龙的“叶公”。

珠海人才立法实践对于加快全国人才开发法制化的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示范意义。从政策出台到经费发放、人财物的分配、审批事项下放,立法就有了责任清单。法律是需要向社会公布的,责任清单是透明的,政府干什么,社会干什么,企业干什么,人才立法就是让各方能够一目了然。有了法,才能有效保护各类人才的合法权益,才能形成广纳贤才、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

(记者 罗旭)